游击队有伤员被捕叛变了。

    他们向前来审讯的河野秀一吐露了游击队位于磨坊峪的营地。

    一百多名日伪军白天进山围剿，不但打死打伤多名留守的游击队员，还把马绍勇他们千辛万苦积累下来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等物资洗劫一空。

    马绍勇回去看到这一幕气得肝颤，带队去磨坊峪村询问情况，谁知那里的村民也都遭到了日军的政治渗透，已经“自首”的村干部不但不肯再向游击队提供任何资助，还威胁说要给日军报信来抓他们。

    区小队只剩下十余人，食不果腹疲惫不堪，无奈之下只能连夜跑回沂蒙山区寻求庇护……

    局势危如累卵！

    区小队的遭遇再次印证了王茂生的判断。

    他在给中央的汇报材料中提到，日军正在通过治安强化运动、自首政策强行把党员和群众隔绝开，制造抗日行动与老百姓生存利益的对立。

    “当我们能够代表群众、和群众利益一致的时候，群众将我们高高地举起；但是当我们脱离群众、和群众的利益相悖的时候，群众也可以重重地将我们放下。”

    那晚群众阻挠拆炮楼的行为不是个别现象，区小队也不是最后一个被村民排斥的游击队，现在必须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组织像样的行动来对日军的政治攻势。

    五天之后，上级经过研究讨论，决定在沂蒙山区临时成立一个“敌伪工作部”，专门与日军搞政治对抗。原本王茂生是主理这个部门的最佳人选，不过他的军籍在八路军115师，这个部门隶属山东省战工会，综合各方面因素之下只请他作为工作顾问介入。

    王茂生给敌伪工作部提的第一条建议是迅速组织根据地的战士、干部脱下军装拿起锄头，去帮助农民春耕春种和植树造林。

    今年春旱严重，所有农民都急得冒火，种田保粮是他们当前关心的第一要务，基层党组织和游击队只有把工作干到群众心坎里，才会重新获得拥护。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各支部和游击队积极响应，很快就展开了春耕生产活动，每个党员干部，每一名游击队战士都要在工作之余、战斗间隙下农田，帮助群众抢种粮食。

    起初也有个别同志担心，这样白天走出根据地容易被鬼子抓，但实际上老百姓知道谁对自己好，看见日军出动都主动通风报信，帮助在农田干活的干部和战士撤退，即便是有时候没来得及撤离，面对日军的排查盘问，他们也都说是自己家里人予以掩护。

    当村民们同气连枝，个别汉奸保长也不敢胡乱指认，搞得日军多次无功而返。

    河野秀一了解到情况后又使出了两个绝招。

    他从外地调来了“宣抚班”，就是当初犬养见众搞的那一套市恩洗脑的宣教手段来拉拢百姓，另一招是借用宣抚班的照相机，在鲁南地区全面颁发《良民证》。

    在农村地区，照相是一个很奢侈的活动，当宣抚班的日伪军说要给村里人免费拍照片的时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愿意接受的。

    他们排着队登记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职业等信息。等到这伙“善良”日军再次来到村里时，带来的不是一张黑白照片，而是一本盖上钢戳的《良民证》。

    河野秀一要求宣抚班给民众普及规定，第一本良民证是免费发放的，但以后每隔半年更换一次，如有擦损、模糊或者遗失，持证村民须向保长或甲长报告换领、补发，补发时须缴纳3角的罚款。

    最重要的是，村民无论出行还是农田干活都必须携带《良民证》，否则以通匪论处，将有杀身毁家之祸。

    如此一来，日军再出动盘查身份，就可以轻松分辨谁是村民，谁是根据地的抗日分子。

    日军颁发良民证是逐村开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根据地，所有干部和战士都慌了，这以后还怎么开展助农生产运动？

    为了对付良民证，敌伪工作部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出主意，认为要开展对等的抵制行动，就是日军发多少良民证，组织上就没收多少，收上来的良民证一律当众焚毁，让日本人知道这里所有人都没有证，也就没法再查证了。

    这个建议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可，他们说话的中气十足：“就算鬼子要惩罚，要杀人，还能把所有人都杀了不成？”

    但王茂生不同意：“如果鬼子搞杀鸡儆猴那一套呢？我不希望有任何村民因为我们发起的抵制行动而丧生！”

    他的建议是可以利用印刷所的机器仿造一批假证，也可以找一些群众基础好的村庄，在日军宣抚班去村里拍照片的时候安插一些干部和战士进去，借日本人的手办一批真良民证出来，这样大家都持有良民证，以后在敌占区行动反而会比较便利。

    理论上讲，王茂生的意见是比较稳妥的，可是他这个建议一出口，居然被人扣上了“妥协、软弱、耻辱”的帽子。那些战工会派来的干部笑他毕竟是搞文职的，缺乏斗争经验和反抗意识。

    多数成员认为接受良民证是甘当亡国奴的表现，支持开展正面抵制行动。

    至于王茂生担心日本人报复村民的观点，他们想到了弥补手段：“没收各村群众的良民证，趁夜跑到日伪军据点附近，点起灯笼火把，大吵大喊地烧掉良民证，故意让敌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同时安排各村保长集体汇报我们夺走良民证当众焚烧的事实，日军现在搞宣抚收买人心，绝不至报复村民。”

    另外，针对办理良民证必须有照片这个条件，他们还想到了干扰照相的行动，每当得知日军“宣抚班”来哪个村庄拍照片建档案的时候，他们就去搞破坏，通过放空枪、扔手榴弹等手段让老百姓四散而逃，日本人拍不到照片，自然也就无法制作和发放良民证了。

    王茂生承认他们这些办法挺可行，不过他坚持认为，在政治斗争中，正面对抗往往并不是唯一和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