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船上的英国人不听劝告，硬是到县城狭窄的市面上走动，打听商品价格什么的，结果无数百姓涌到街上看洋人，还热情地拿出各种蔬菜和瓜果，想向洋人出售，使得英国官员们非常感动，认为与清朝官员们将自己属下的子民描述为暴民的情况完全不相符。

    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到过魔都，回去后说“（魔都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魔都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

    后来，在1842年的时候，英国海军进攻长江流域，发生过吴淞之战，魔都县城也一度落入英军手里，只是英国人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待了五六天后就索取五十万元的赎城费，然后离开魔都，直奔南京而去。

    之后，璞鼎查作为英国全权公使与清廷签署“南京条约”，回香港的路上曾到达过魔都，对魔都以北黄浦江以西的地区印象深刻，觉得这地方是天然的良港，而且又能得到英国军舰的炮火支援，很适合成为英国人在魔都的居住地方。

    在1843年，璞鼎查作为香港总督，便提拔手下的炮兵上尉巴富尔做魔都领事，让他坐船北上到达魔都，在此过程中应该跟巴富尔提过魔都县北部的一片荒滩适合做英国人居住区开发，这也能解释后来巴富尔划定的租界区为什么跟璞鼎查的建议如此吻合。

    巴富尔接到任命后从广州北上，先是坐“威克森”号到达定海，然后在定海换乘改装成商船的原蒸汽军舰“麦都萨”号，于1843年11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晚上到达魔都县城外的黄浦江。

    接着，11月9日巴富尔就到魔都拜访刚上任不久的新任魔都道台宫慕久，当天晚上宫慕久在道台衙门设宴款待英国人；11月10日，宫慕久对巴富尔进行礼节性的回访，还登上停靠在十六铺大关码头的麦都萨号。

    在这个过程中，宫慕久和巴富尔应该就魔都开埠，允许英国人在魔都做生意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其中包括著名的“允许英国人能在一天内来回的地区范围内自由走动”的约定。

    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只能到广州做生意，而且在广州也只能居住在清政府指定的院落内，不能擅自外出，当然也有些外国人想尽办法到指定院落外的其他地方，甚至脱离广州范围偷偷旅行的，但毕竟是少数。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已经无法继续推行这种规定，而且也没有必要。

    巴富尔原先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行动范围，以及更明确的行动地区，如以魔都县为中心半径一百公里以内等，但最后还是接受如此模糊的约定。

    通常认为当时英国来华的人很少，离开指定居住区过远的话，确实存在难以保证安全的问题，所以巴富尔也无意在一开始就获得过多的自由行动权。

    在11月9日的商谈中，双方谈过英国人的居住问题，巴富尔提出希望在城内找地方居住，宫慕久作为清廷官员，深知华洋混居会惹出很多问题，因此明确拒绝，要求英国人在县城外找地方居住。

    巴富尔未能说服宫慕久，只能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不放，结果出道台衙门回来的路上，就遇到姚书平姚老爷从天而降，先是要垄断英国对清朝的所有生意，被拒绝后又愿意出租自家院落，让英国人意外获得落脚的地方。

    于是，在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向住在魔都的所有英国人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业已设立；同时宣布，魔都将于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通商。

    考虑到这时候在魔都的英国人特别少，只有二十五人，而且都是跟巴富尔一起坐麦都萨号来到魔都的人，这种告示只是英国人的文本教条主义发作的一种体现，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实际上，当时的大部分英国人还跟英国领事一起住在姚家院子里，如果领事先生开门大吼一声大后天开始开埠了，能起到的实际通知效果可能比纸张告示更好一些。

    于是，魔都于1843年11月17日，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埠，当时场面静悄悄的，没人剪彩带，没人去庆祝，甚至连鞭炮等没人放一个。

    魔都开埠时在魔都的英国人有二十五人，其中包括著名传教士麦都萨和做巴富尔翻译的儿子麦华陀，还有怡和、本号、太初等后来赫赫有名的七八家洋行的职员（都是坐麦都萨号一起过来的），都是英国人，严重缺乏中方员工。

    回忆起这些事情，赵大贵觉得自己此番造访英国领事，应该能达到希望的目的，其理由有二：

    首先，魔都的对外贸易很快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形成难得的巨大风口，只要行事合宜，能在其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

    其次，英国人带着满腔热血和大量资金、货物到来，却没有任何中方员工做辅助，这会使得英国人会对任何愿意亲近他们的中国人显出极大的重视。

    事实上，按照赵大贵的了解，英国人在开埠初期举步艰难，后来从广州来了一位叫林阿钦的散商，愿意帮英国人做生意，便立即被视作珍宝，英国商人们凑出八千块银元，借给这位林阿钦创立一家洋行做生意。

    结果，本来只是小商人的林阿钦建立一家叫义升的洋行，然后把生意越做越大，在1845年的时候甚至垄断魔都的进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知了注：此资料源于魔都地方志）。

    考虑到1845年魔都对英国的出口额为604万6千元，进口额为519万5千元，这还不包括鸦片等非法走私贸易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贸易，可以推测义升行当时的生意做得非常大。

    要不是义升行在1845年就破产，没准就是魔都滩的一个巨无霸，传说能在江湖传扬很久的那种。

    老王领着赵大贵进去，一路熟门熟路，很快就把他带到英国人居住的区域。

    只见这地方有好几名外国人在进进出出，忙活着什么，其中一个角落里还有人将洗脸盆放在花坛边上，正在洗脸。

    “您看，这些就是洋人，一个个高鼻深目，头发都是带色的，就跟个妖怪似的。”老王得意洋洋地介绍。

    赵大贵撇了撇嘴，这有什么稀奇的，现代社会满大街都是，唔，好像仅限于大都和魔都等大城市。

    见识广博的主神对这些西方人有些无动于衷，跟老王见过的其他老乡发出惊声尖叫的情况大不一样，让老王有些小小的不爽。

    “那边还有个洗脸的洋人，您可以过去仔细看。

    不过记住了，不要弄出太大动静，把人惊住了。”老王以一副我服务良好的态度说道，不过这服务似乎也太好了一点。

    两人刚过去，那位洗脸的洋人就察觉到有人过来，而且不凑巧的是，这还是一位能说中国话的洋人。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一天到晚就带不相干的人过来，还讲不讲一点礼貌了？”那名洋人抬起头来，指着老王，愤怒地说道。

    “是我家亲戚，从老家过来看我，我正要带他们到我那里去呢，只是路过而已。”老王呵呵一笑，很滚刀肉地说道。

    只是，这种说法显然骗不过这名洋人，只见对方一脸愤怒地望着老王和赵大贵等人，看来早就明白老王做的是什么勾当了。

    赵大贵一看就知道不好，他今天过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的，不是要惹人生气的。

    “sorry， sir，i eet the consul，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if it offended you in any way.(对不起，先生，我今天过来是想求见领事先生，如果我对您有所冒犯，还请原谅。)”赵大贵立即上前，飙起自觉还算正宗的英语来。

    没想到他这一说话，居然将另外两个人都给惊住了，不管是那位高鼻深目的洋人，还是老王，都吃惊地看向赵大贵。

    “you can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那名洋人吃惊地问道。

    赵大贵直到此时才注意到对方相当年轻，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如果是在现代社会，也就是个大二学生。

    “你会说洋人的话？”更惊讶的是老王，发现自己的同伴居然会说妖怪似的洋人的话，似乎让他非常吃惊，几乎跟那位年轻洋人一起出声问道。

    “我幼时遇到过一位传教士，多少学过一点英语。（好吧，英语就飙到这儿吧）”赵大贵用中文回答，算是同时回答两个人的疑惑，心里不无一些得意。

    虽说赵主神的英语不怎么样，但也是前后学过十年以上英语的人，在这时代的中国人当中，也是顶尖的外语人才，而且是全中国都数一数二的那种。

    “那还真是少见。对了，在下是walter henry medhurst，中文名叫麦华陀，很荣幸见到阁下。”年轻的洋人呆了一下，便满脸笑容地说道。

    “久仰大名，在下姓赵名大贵，很荣幸见到阁下。”赵大贵同样微笑着说道，同时伸出手，与对方握起手来。

    “您如果想会见领事先生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我可以领您过去见他。”麦华陀以外交人员特有的彬彬有礼说道，并向赵大贵指出领事办公室所在的方向。

    “那就叨扰了。”赵大贵回答。

    到了这时候，老王的存在就没什么意义了，赵大贵拍拍老王的肩膀，让他自行回去。

    接着，赵大贵便跟麦华陀一起，到巴富尔办公的房间走去。

    赵大贵对麦华陀说久仰大名，并不全是客套话，但凡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麦华陀及其父麦都思有所了解的。

    麦华陀的父亲麦都思（也叫waler henry medhurst）是很早就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后来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中文圣经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翻译的，而且他还是著名的“墨海书馆”的创办人，与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墨海书馆”是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翻译和传播大量宗教类书籍和西方科学书籍，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也曾在墨海书馆工作过。

    除此之外，麦都思还将自己原来在定海开办的医院搬到魔都来，取名基督教医院，后来更名为仁济医院，直到现代都是著名的三级医院。

    总而言之，麦都思对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教案“青浦教案”的三名传教士之一。

    麦华陀作为麦都思的儿子，其本身经历也有很多传奇色彩。

    麦华陀出生于1823年，1839年来华在澳门学习多种语言，与1840年10月刚刚十七岁的时候成为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与全权代表（没错，这才是义律的职务正式名称）义律的秘书之一，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成为海军少将乔治.伊利亚特和远征军司令璞鼎查的随员。

    在签署“南京条约”的时候，麦华陀是璞鼎查带的四名翻译之一，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只有十九岁，可以称得上是少年有成了。

    从1843年开始，麦华陀成为魔都领事巴富尔的随员到魔都，参加一系列重要协议的签订。

    之后，麦华陀在1854年成为福州领事，1860年开始任魔都代理领事和领事，1865年成为汉口领事，1868年复任魔都领事，1870年起任魔都永久领事（见鬼，这是什么职位），1877年退休回国并获得爵位。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麦都思是传教士中难得的尊重中国人民，也愿意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的开明人士，但他对儿子先后在多名英国远征军指挥官手下当随员，似乎也没有任何意见。

    上帝的归于上帝，阿提拉的归于阿提拉，即如是也。

    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可能值得提一下，麦华陀是试图在中国推广铁路的重要人物，为此不惜采用近乎欺骗的方法，以修建道路的名义购买土地，然后却转而扑上铁轨，修建一条魔都租界到吴淞镇的铁路，并于1876年正式通车。

    当然，这条铁路下场并不好，清廷以举国之力加以反对，就是号称开明的洋务名臣沈葆桢也认为洋人此举是对清廷官僚体系的侮辱。

    这条铁路自然办不下去，但以英国人的秉性也不会认栽撤离，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斡旋下，清廷花二十八万五千两的高价买下已经铺好开通的14.5公里长铁路，然后又把铁轨拆下来，跟火车头等部分机器一起，运到大员岛去了。

    不过，无论麦华陀日后在官场上的成就如何，中国近代史上的评价如何，1843年的麦华陀只是一名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已。

    麦华陀把赵大贵领到巴富尔办公室门外，然后让赵大贵稍等一下，自己先进去通报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赵大贵才被请进屋里，得以面见魔都的第一任领事乔治.巴富尔。

    乔治.巴富尔生于1809年，此时正好是三十四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举止之间带着军人特有的果断。

    赵大贵对乔治.巴富尔的履历也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的父亲乔治.巴富尔（又是个父子同名）是原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军舰舰长，弟弟是印度的著名外科医生。

    乔治.巴富尔本人很早就参加军队了，一直做到炮兵上尉，在鸦片战争期间随原先任印度总督的璞鼎查来到中国，参加过多次战斗，后来作为璞鼎查的随员，参加“南京条约”的签署等多项外交事务，据说其职务之一就是清廷一千多万两战争赔款的接收专员（不知道这是什么职务）。

    在条约缔结后，巴富尔被璞鼎查任命为驻魔都英国领事，不久前才到达魔都，推行璞鼎查下达的多项政策。

    此时的巴富尔在魔都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就是租个房子也要受到清廷官府的抵制，好不容易跟民间人士达成租房意愿吧，还被人当做赤佬观赏赚门票钱，出门买东西都要被人故意抬高几倍的高价，总之过得并不顺心。

    因此，对于麦华陀报告说有一名会说英国话的中国人到访，巴富尔还是非常关心的。

    赵大贵和巴富尔见面行礼，麦华陀在旁做陪同，对今后历史影响深远的见面就此开始了。

    赵大贵拿出自己买来的几样糕点和瓜果，作为礼物送给巴富尔领事，对方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还是巴富尔第一次在本地接受来自中国人的礼物，礼轻情意重，还有非凡的政治意义，让巴富尔激动不已，没想到领事馆刚开张，就有表示亲近的中国绅士来访，可惜起来不久，牙都没刷啊。

    巴富尔在中国也很长时间了，一看赵大贵，浑身穿着名牌，哦，应该说是价格不菲的丝绸衣服，打扮得体，透露出一身的富贵气，除了脑袋剃成光头，简直无可挑剔了。

    这是个身家至少数千英镑的有钱中国人，巴富尔心中一动，便有了判断。

    赵大贵坐到领事桌前的椅子上，用英语跟巴富尔闲聊几句，给巴富尔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这时代的清朝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非常少，偶尔有那么一两位，也都只会些广州英语，也就是只会说几句英语单词，表达最基本的意思，但是否符合语法等，全然不顾。

    这种英语，后来又被称作洋泾浜英语，就是后来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也比这种最简单的英语方式高明千万倍。

    交谈几句，赵大贵注意到巴富尔桌上的一份英文书籍，不由念了出来：

    “‘阿美士德号1832年魔都之行纪事’，哦，领事先生是在研究十年前到访中国的阿美士德号报告的资料吗？”

    “是的，我们刚到魔都，对这地方所知不多，正需要参考这些。”巴富尔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不由得双目圆睁。

    “你能看得懂英文文字？”

    “那是自然，既然要学语言，那肯定是连文字也都学习的。”赵大贵很自然地回答，然后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会说语言，肯定也会识字，这在后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这时代而言，却绝不是这样。

    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的；相应的，中国人学外国语言，也有种种限制。

    从这一点上来讲，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外国人还好找一些，找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字的中国人，就困难很多了。

    就是以刚解散的十三洋行而言，会说广州英语的通事还有一些，但这些本该专业的外语“专家”也没有一个会阅读英语文章，遑论说是会写了。

    说到通事这个职位，其实是奉海关监督之命充当译员的人员，领有专业的牌照，也是洋商的许多雇员的首领。

    约翰.罗伯特.莫里森在1832年的“对华商务指南”中描述过：

    “通事是地位次于行商，是被称为通晓外国语言的一帮人...虽然他们当中谁也看不懂也写不出一行普通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文。除了他们所使用的广东英语以外，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讲，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传译人员...中国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翻译问题...由于广东英语这种拙劣的翻译工具的贫乏，通事们即使出于善意，也会把要表达的问题误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大贵凭借现代社会十多年的英语功底，就算一百多年前的英语语法和发音跟现代有很多不同，也能把那些清廷认可的所谓专业翻译甩出几条街的。

    而且，很多学英语的人士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英文教育，更偏向于19世纪的近代英式英语，反而跟现代英语或美语差距较大。

    也就是说，虽然这时代的英语语法和常用词汇跟一百多年后有很大不同，但赵大贵依然是整个魔都（如果不是整个中国的话）唯一能看懂英文资料的中国人，至少以后正儿八经学起英语，也会比别人快很多。

    不过，这时候巴富尔指出这一点，赵大贵心里却是咯噔一响，比别人强一点只是优秀，比别人强太多，就会引人怀疑的，事有反常即为妖吗。

    “原来是这样，我倒很好奇，当初赵先生是怎么学习起英语的。”果然，巴富尔貌似赞赏地扔出一句话，但语气中已经多了一丝玩味。

    “说起学习英语，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还要感谢一位可敬的神父，是他给我传授了大量的知识。

    我老家虽在魔都郊外，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里趁着季风，坐船下南洋到淡马锡（新加坡）的人很多。

    家父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两次随父亲下南洋，到过淡马锡。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淡马锡结识了一位年老的传教士，这位传教士非常和善，便叫我英语和西方科技知识。

    我就是这样学习英语，学会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此后便对英国极为向往。

    此次贵国在魔都设立领事馆，开埠做生意，在下才特意过来拜访的...”

    赵大贵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关，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一番说辞，此时侃侃而谈，倒没有什么破绽。

    再说，他一口咬定自己在淡马锡跟一位传教士学的英语，英国人就是要查证，也很难去确认。